摘要：中国近代的传教士出于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的目的在中国创办了不少教会学校，可以说，从一开始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充当了普及教育的角色。在这些教会学校中，代写英语论文英语作为一种西方主要语种被列入主要课程中。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英语也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样，中国早期的英语教育便与传教士们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传教士；教会学校；英语教育
近代传教士是随着鸦片和枪炮进入中国的，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身上必然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但不可否认的是晚清的新教传教士对我国的教育是有贡献的。
1 鸦片战争前教会学校中的英语教学状况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揭开新一轮基督教新教东进序幕的第一人。他于1807年受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派遣到中国来传教。由于当时的中国对基督教还没有解禁，马礼逊一时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活动，于是他让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开办一所学校，让准备来华的传教士在那里先学习中文，伺机潜入中国。1818年，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创立。该校以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中英文为宗旨，以马礼逊“中国和欧洲文学互动教学”[l] 为原则，在教授欧洲人华语的同时也教授恒河以外的国家说中文的人以英语、西学和基督教义。书院开设的课程有英语、中文、数学、天文、地理和伦理哲学等，所用教科书除中国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外，更多的是使用传教士们从西方带来的英文书。书院还设有印刷所，出版中英文期刊及专著。自1820英华书院开始招生起，到1834年的15年问，共有40名学生在此完成学业，多数为当地华人。它“为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经受过西学训练，特别是会讲英语的知识分子”[2]。比较著名的有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儒家经典时的助手何进善，北京理藩院通事及林则徐南下广州禁烟时的通译袁德辉等。
1834年，马礼逊去世。鉴于他在传教活动中的特殊贡献，当时在广州、香港的一批英美传教士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同时开始筹办马礼逊学校(The Morrison Schoo1)。1839年11月4日，马礼逊学校在澳门举行开学典礼。学校上午教授英文下午教中文，开设的课程除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外，西学课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集合、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等”，而且“这些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3]。经过三、四年的学习后，这所学校的学生对英语的听、说、读、写和翻译等基本技能都有了相当的基础。在马礼逊教育协会举行的第七届年会期间，马礼逊学校举办了一个学生成绩展览会，汇报学生的学习情况。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了不少学生的英文习作，反映出当时学生的英语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马礼逊学校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商务、医学、教育等领域的人才。如我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李鸿章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留欧学医第一人黄宽，官办学校第一位教英文的中国教习黄胜等。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教会学校中，英语教学的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当属马礼逊学校。
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在中国还开设过一些零星的小规模的教会学校。美国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于1830年到达广州，开办了贝满学校(The Bridgman Schoo1)，招收了几名贫苦学生，在每天教他们学习基督教义的同时，让他们辅助翻译基督教教义和编辑《中国从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在这个过程中教授他们英语。另外，还有一所教授英语的早期学校，即由古特拉夫人(Mrs．Gutzlaf)1835年在澳门开办的一所学塾。开始，该校只招女生，后来男女兼招，教授学生学习中、英文。
对最初的传教士来说，由于当时中国还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在中国办学校并不容易。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教会及其所办的学校根本不理解，所以报名求学者寥若晨星；即使入了学的，也大多会由于各种原因中途退学。因此，学校开设规模很小，学生人数极少，文化程度也低。教会学校所设的课程与当时社会上的私塾、义学大致相同，只是增加读《圣经》及简单的算学，女校中还设缝纫、刺绣等生活实用科目。英文教学在这些初开办的教会学校中并不突出，但多少都有，只是课时多少、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2 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和中国英语教学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们曾就教会学校是否必修外语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的初期，主张教授英语和用英语传授西学的传教士只占少数， 因为英语有其特殊的商业价值而对基督教的传播没有丝毫益处，许多中国人出于物质利益的目的进入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将很难完成培养对教会有用人才的任务。而且早期教会学校为了迎合中国人不喜“洋文”的心理，同时也迫于反“洋教”的形式，所以很少开设英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增强了，因此教会学校也逐步重视起英语课程的开设。
到1890年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结束后，传教士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即：在有利于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前提下，教会学校可以开设英语课程；英语是感化和征服中国的有力工具；学会英语不仅是掌握了一门语言工具，而且在学习西学时可以不必依靠翻译的课本—— 因为它们的译文常常和原文有很大出入并且晦涩难懂；学习英语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想，总之英语教学利多弊少[4]。1890年以后，开设英语课程的教会学校迅速增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基本上都开设了外语课。最早提出在教会学校开设英语课的是时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开设英华学堂的主要目的是招收富家子弟主攻英语， 以适应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和中国洋务派兴办工业的需要。这可能是第一所在华正式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5]。早在1865年，该校的招生广告中明确指出：“教授外语是中外交往的需要，英语将有利于促进和发展中外交往。学生在校期间，如果英语熟练、条件许可的话，还可进行一些其他课程的英语教学。”[6]
许多设在沿海的教会中学，也纷纷开设了外语课程，就连女子学校也非常重视外语教学。1891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Allen Young)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是一所自小学至中学的十年制学校。在其1904年制订的《上海中西女塾章程》中，详细地制定了各年级所须学习的课程，其中，英文课被列为第一类课程，从一年级到十年级英语课的内容和要求都分别依次作了详细的规定。该校还规定，“除英文课外，其他课程如宗教课、格致、算法、地理等也可用英文授课。”[7]
作为19世纪在中国教授英语最彻底的圣约翰大学，其前身是圣约翰书院，它的创始人是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若瑟。1881年l0月，圣约翰书院成立英文部。这是因为“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可以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在外国商行里谋职”[8]。1884年，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日中文、半日英文，并扩大招生名额，收取高额学费，培养各方面急需的英语人才。1886年，传教士卜舫济(F．L．H．Pott)开始到圣约翰书院兼职教授英语。执教一年后，卜舫济就总结出加强英语教学的几条经验，认为应该把英语作为圣约翰书院教学的重点。他认为教授英语可以训练年轻人的智力，铲除学生的排外情绪，促进中西方的互相了解。由于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圣公会差会的重视，于是这位年方24岁的年轻美国传教士便被提拔为圣约翰书院的校长。上任后，卜舫济决意把圣约翰书院办成中国领土上的美国文化租界，于是命令除中文课外学生用的课本一律用英语课本，用英语教学，学生全部使用英语，学生在校内不受中国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管辖。1905年，圣约翰书院改为圣约翰大学。由于卜舫济的办学宗旨在于质量而不在数量，所以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不少洋务人才，如驻英公使施肇基，清华学堂校长周贻春，驻美商务代表余日章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在中国对英语的传播不只局限于教会学校中，有些传教士甚至还担任了官办学校的英文教习，如包尔腾、傅兰雅、丁韪良等，其中最著名的要算丁韪良(W．A．P．Martin)了，他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官至二品顶带衔，任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观”。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英语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一方面是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为传教士办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传教士们经过是否需要教授英语的争论，有了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社会的需要。中国的国门被大炮轰开后，一批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学，不懂外语只能任洋人为所欲为，因此学习英语成了当务之急。所以，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学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大大增长，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不少教会学校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们的英语优势，英语教学往往是它们与官办学校竞争的一个重要砝码。
3 传教士对我国早期英语教育的影响
由此可见，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规模由小变大，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顶峰。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的干预，教会学校在中国销声匿迹。
综观这百年的历程，客观地说，教会学校在我国早期英语教育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开办教会学校，教授英语的最初目的决不是为了促进中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和中国日后的强大，而是满足使中国彻底基督化的需要，从而达到奴化中国人民思想，把中国变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罪恶目的。他们的教育毒害了一部分中国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之拜倒在西方文化的脚下，丧失民族自尊，甘于堕落为外国侵略势力的驯服工具。因此，可以说，这是他们对中国所进行的文化、经济侵略的一部分。比如：教会学校为适应课程教学所需，多采纳传教士所译国外书籍。但当时外国编写的教材明显地蔑视中国传统文化，有意夸大中国腐朽落后的东西，竭力炫耀西方文明，给中国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英语的广泛传播使人们可以接触到新的思想，更加深入地研究西学，把西风深入地吹入中国内地，促使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尽快觉醒；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引进了不少新的教学方法，传授了许多新的知识，培养出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人才的培养和中西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其积极意义。
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数没有成为基督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是把他们的才学献给了自己的国家，为新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多数传教士始料不及的。传教士这种事与愿违的现象真可以用一句中国俗语来概括：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
参考文献：
[1]I de，Lindsay．Robert Morrison，the Scholar and the Man[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 957
[2]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M]．广州：珠海出版社，1999．
[3][6][8]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顾卫星．晚清传教士关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争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
[5]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