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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学；深远影响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之一，它渗透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对文学的影响尤其深远。基督教文化不仅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构架和题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西方文学的发展向度，形成了以其为“文化元典”的创作与思维模式。这种“文化元典”因其首创性和涵盖面的广阔性，以及思考的深邃性，而在它们所在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由于基督教的“文化势力”辐射甚广，对不同民族的影响又各有差异，在这广阔的研究空间里，我们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最灵动、最能代表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文学。

一、西方文学的基督教文化渊源

前人从基督教和文学两个维度对西方文学的基督教文化渊源进行探究，我们仅从文学角度，以典型文学个案为例，对这个论题展开论述。从历史来看，基督教文化是指希伯来文化吸收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的一种新形态的文化[1]5。正如任何一种文化经历的漫长岁月一样，基督教文化的形成，也是一段在文化碰撞和冲突中前行的艰难跋涉。

从产生之初，由下层劳动群众和奴隶自发形成的宗教团体，到后来被罗马统治者利用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再到觉醒的广大民众自发改良宗教，使之适应时代，成为西方社会的精神权威，基督教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已有两千多年。这期间，从最初一个关注犹太民族为求救赎而单纯精神依赖的狭隘信仰，演变成一种普世性宗教，甚至突破宗教界线，扩散到整个文化领域。作为基督教统摄主要阵地的西方世界，在整个人类日渐世俗化的过程中，西方人民也经历了从小众自发到强迫信仰，再到主动接受的历程。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是帝国内部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对统治者的一种反抗情绪的表现，初期教徒多半是奴隶和贫民。此时的基督教并未对文学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帝国后期，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基督教以统治工具的强制势力迅速扩展疆域，而《圣经》的最终形成，不仅标志了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正式确立，更为基督教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于是，在中世纪基督教一统欧洲大陆，垄断精神文化教育的一切领域。当时的文学，以典型的官方文学——教会文学为主，通过各种通俗文学形式——故事、圣徒传、奇迹剧、祷告文、赞美诗等，普及基督教教义。除此之外，风格多样的世俗文学，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浸染。

中世纪的世俗文学是近代文学的先声[1]48，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世纪世俗文学为后世西方文学提供了借鉴，主要体现在文学形式和表达方面。随着基督教传播的日渐深入，在不同历史时代，随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整个西方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基督教文化思想被不同程度的或贬抑、或高扬、或彰显、或对抗、或反叛、或试图回归。这种种的思想流变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反映在文学当中。

20世纪以降，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无以名之”的时代。人们与渗透于现代人生活各个角落的基督教文化结交、纠缠、抗争，最终导致集体宗教无意识的形成。尽管寻求自由的人们竭力破除这种神秘的符咒，但终究无法与之抗衡，不得不屈从这种“来自深处的，无意识的莫明其妙的驱策”，承认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形式原型”。

二、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由于文学是对一个社会精神形态的文字表现或书写方式，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也就是基督教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发挥精神作用的过程。常耀信先生在《漫话英美文学》中指出基督教文化发挥作用的三种方式，分别是“作家直接引用这些故事作为创作素材”、“把神话传奇故事的寓意融汇到自己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里”、“神话传奇故事的含义已潜入作家的内在意识中，已成为这种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这种潜意识便成为作家的笔的真正指挥者”。[2]

(一)素材引用

素材引用是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最直接和最易辨认的影响，也是作家们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形式。

这主要归功于基督教宗教经典《圣经》文本的作用。《圣经·旧约》既是犹太教的经典，又是犹太民族的文学总汇，基督教将其历史传说、宗教故事、民间风俗、誓言圣咏、爱情诗歌等内容承接过来，与自己的福音故事、使徒圣迹揉为一体，形成了教会文学的总体构架，成为后世文学作品化用不尽的创作源泉。

莎士比亚戏剧是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创作的，《圣经》给予了莎剧无穷的养料，在莎剧中随处可见《圣经》典故的援用。正如英国学者伯格思所言：“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3]64他借哈姆莱特之口，在谈论人的堕落时，不止一次提到“蛇”和“魔鬼”。了解《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全书·创世纪》中撒旦是堕落天使，他引诱夏娃亚当偷食禁果遭到上帝的贬谪，变成了永远在地上用腹部爬行的蛇，而魔鬼，正是撒旦的别名。《圣经》中的格言、典故，作为有特定意义的“符号”，被莎翁巧妙地转化或置换成为人称道的“丰富生动的戏剧情节”和“个性化的人物性格”的“莎士比亚式”创作特色。而在卷帙浩繁的西方文学宝库中莎翁的成例只是一颗耀眼的明珠而已。

素材引用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l7世纪英国伟大诗人弥尔顿。他的主要作品：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诗剧《力士参孙》，虽然都是从《圣经》中选取的题材，但却并不是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宗教文学，《圣经》只是为诗人提供了一个表达思想的媒介。这种引用可以称之为框架引用，即借来《圣经》中的角色与故事，重新演绎叙写不同的社会现实。

《圣经》中的典故或素材在被后人不断的演绎中，变成了“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主题”。如《圣经》里的“亚当的故事”，19世纪的美国文学就为西方文学提供了新的“佐证”。当大量的欧洲移民最初来到美洲，生机勃勃的新大陆恰如乐园伊甸，而新生的美国人就是伊甸园中的亚当。美国作家库柏在《皮袜子故事集》中刻画了远离“文明”城镇，只身来到美洲原始森林的“皮袜子”纳蒂·班波，在没有欺诈、暴力、饥饿与疾病，到处是清新空气、优美环境的林子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俨然身处伊甸乐园的亚当。另一位美国作家惠特曼的《草叶集》更加明显和彻底地描绘了美国蒸蒸日上的景象，他的一组名为“亚当的子孙”的诗歌，整章用“亚当在伊甸园”的神话贯穿，更直截地表现了亚当的神话意象。

除上述作家作品而外，英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作品，如长诗《贝奥武甫》，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19世纪英国诗人亚瑟·休·克拉夫的《复活节》，拜伦的神秘剧《该隐》等等，都可以归属到这个类别中来。即《圣经》成为了后世文学创作的素材母本，却并非“新瓶装旧酒”的重复使用，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风情或演绎出各异的思想内涵。

(二)寓意融汇

在某种程度上，“寓意融汇”是与“素材引用”同一性质的影响方式，它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主题：创世说、原罪说、天堂地狱说、仁爱慈善说、禁欲主义观⋯⋯虽不是让人一望而知，但却可以说它是素材引用的“变体”。

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有意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里，进行陪衬和烘托，这又多以“典故引用”和“主题化用”两个形式来推衍，用以更丰富地表现作家身处其间的社会生活。

霍桑被誉为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他通过细腻的心理刻划，设置了“精神苦刑”，把海丝特与狄梅斯迪尔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层层剖析他们的灵魂。《红字》的结构框架，是以男女主人公道德上的堕落为出发点，经过千辛万苦的灵魂上的历炼，从而获得最终意义上的解脱，实现人性的升华，在宗教的怀抱中求得心灵的平静。小说的主题在于叙述两个犯了罪的人如何走向灵魂的新生。而霍桑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视角，来探索道德善恶问题，只是为了表现崭新的社会生活，并将一种超验模式纳入经验领域，把《圣经》里充满上帝感召精神的篇章，销熔于一炉，化作新的成分，以创造性的观照和思维方式把抽象的“文化原型”融人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揭示之中。

基督宗教精神作为西方文学的核心观念，表现之一就在于作家在作品中往往通过隐喻的基督形象来阐释自己的基督宗教思想，以及以基督精神来审理世俗社会。《悲惨世界》中蹲了19年监狱的苦役犯冉阿让，意外地闯进了主教卞福汝的家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临走他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主教不加追究反而加送了一对银烛台，他对冉阿让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雨果这里提出了爱与宽容是最大的拯救力量的思想，之后冉阿让成了基督精神的化身：在爱与宽容中获得新生又以爱与宽容践履罹难者基督——只有爱与宽容能感化“硬心肠”的人的诫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位有浓厚的基督教意识的作家，把他笔下的人物置于“原罪—一阡悔一救赎”的格局中。在描绘人生存在的价值取向时，他最关注的是人的忏悔及其过程。因为“罪”与“救”在基督教的意识里，前者是信仰的前提，后者是信仰的目标，而对于“犯罪”与“获救”的过程，不具有展开描写的充分价值，那么“人物形象的主导因素是自我意识，而主要事件是具有充分的价值的不同意识的相互作用”。[4]115陀思妥耶夫斯基“残酷”地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承受着持续不断的精神折磨和搏斗，逼迫他达到极度紧张的状态，并把这种状态下的自我意识呈现出来，意在凸现“写他们生活中的危机和转折，也就是描写他们处在边沿上的生活”。[4]115而让这位穷大学生受到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惩罚对于上帝的存在才具有充分的价值，因为有此难以承受的撕裂人心的痛苦，才有皈依上帝寻求安慰的必要和可能。

基督教文化对文学的寓意影响比之对《圣经》格言、典故的引用，更进一步的发挥方式还有主题生发(或称主题化用)。时下在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中进行理论分析时所采用的“原型批评”，便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它的对应点。这是比“典故引用”更隐藏、深入的表现。因文学作品中既未出现与《圣经》相同的人或物的名称，又没有确切的指向名词，但是当我们深入解读作品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恍然惊觉——《圣经》典故的“倒影”俯拾即是。

(三)潜在统摄

潜在统摄是基督教文化影响西方文学最隐蔽的方式，由于基督教在其演进过程中超出了狭隘的宗教意义，基督教文化所宣扬的“真、善、美”、“信、望、爱”，在其经典《圣经》中，作为教义广布于世，又以神谕的形式，构筑着基督教的价值规范。所以说，基督教文化在构筑西方人价值体系的同时，更成为西方文学追求的永恒主题。

公元1世纪基督耶稣从沉睡了三天的墓冢中“复活”，19世纪之后，俄国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横空出世，他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在经历了爱、恨、审判的“洗礼”之后成就了《复活》。由于托尔斯泰对非人性的官方教会的揭露而被俄国官方教会——东正教开除教籍，但他却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宣扬“人类的博爱意识”这种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基督教的宗教意识”。[5]434《圣经》既是信仰的经文，也是权衡地上之诚的经典，而托翁正是善用《圣经》的翘楚，托翁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复活》，前面都引用了《圣经》中的话作为“题辞”，有意为之或不经意之间为作品的主题与创作意图作了导引。

《德伯家的苔丝》是在苔丝、克莱和亚雷三人之间展开故事的，而这三个人物形象：苔丝——替罪羊，安吉儿。克莱——天使，亚雷——蛇(恶魔)都和基督教文化有关。哈代塑造的苔丝这一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不管她的主观追求还是实际表现，都完全符合基督教的宗教精神，完全是“善”的化身，但在几次善与恶的交锋中，她始终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恶人做祟只是其悲剧成因的表象原因，更深层的动因则在于主人公对于

宗教意识、社会习俗无条件地服从。因此，在被强暴后，她首先意识到的不是恨，而是自身的不洁；在获得克莱的爱情后，她最深切的感受是负罪感，其次就是归属感。应该说作为“天使”的克莱给苔丝带来的痛苦要比亚雷所给予的更大。亚雷开启了苔丝的悲剧，克莱则深化、加重了其悲剧性。他的出走使苔丝真正心灰意冷，最后为了家人的生计，苔丝不得不再回到亚雷身边。而当克莱带着迟来的忏悔找到苔丝后，虽给苔丝带来了极其短暂的幸福，却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以说正是克莱促成苔丝杀死亚雷而走上了不归之路。

尼采在19世纪末就喊出“上帝已死”的惊世之语，“离开”上帝的西方作家却不能就此“独立”存在。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加缪等人从反向论证了离开上帝之后，人生充满了无聊和荒诞。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恶中去挖掘。其代表作《恶之花》正是对此的上佳阐释。卡夫卡的全部作品突出了深受统治阶级压迫的无辜者因受苦而发出的呼唤，他的《变形记》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现象，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小说主人公变成甲虫后，受压抑的小职员身份和性格依然存在，有研究者把卡夫卡的作品看作是对《约伯记》的注解。当代大量西方文学多以表现孤独情绪和失落感为主题，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些行行色色的失落感表明了上帝的失落。因此，当代的西方文学仍可以归属于深层次的“宗教精神”，最终还可追溯到绵延久长的基督教文化背景。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是一个令人皓首穷经的大论题，本文仅以些许典型的文学作品为例展开，分析基督教在西方文学的几种表现形式。总的来说，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作用是通过外在形式与内部蕴含，既对作品也对作家两方面共同浸润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 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常耀信．漫话英美文学IN]．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2．

[4] [俄]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5] 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M]／／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